政府越透明越好 美国提供了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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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国会和中国的人大都是立法机构。美国的议员是各州的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出来的，中国只是在最底端的县丶乡丶镇等基层人大实行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丶省丶自治区丶直辖市丶设区的市丶自治州的人大代表，则是通过间接选举方式，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西方的政治理论非常强调一人一票选举的重要性，认为这样的选举可以产生“人民问责政府”“政府对人民负责”的效果，因为议员是人民直接选举的，他必须向人民负责，否则他就会被“选下去”，人民问责的结果将促使政府为人民利益服务。

笔者在《民主故障频发，下一步是“优主”吗?》一文中指出过“人民”概念隐含的问题：人民是无数个人的集合，这些个人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意见，“人民利益”其实是很多互相冲突的利益。在分析“人民问责促使政府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时候，也需要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人民”。

在一人一票直接选举的制度中，问责政府的是很多的群体，是不同的集团，他们有各不相同的意见和利益，政府难以对互相冲突的利益都负责任，往往是对一些集团的问责很负责，对另一些集团的问责不负责。

从美国的政治实践来看，美国政府对不同集团的问责就很不相同，这突出表现在对游说集团的诉求回应上。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华尔街游说的回应，美国政府非常负责任地回应了华尔街的问责，为金融集团的利益进行了很负责任的服务，但对大众要求严惩金融危机肇事的银行领导人的诉求则回应冷淡。这个现象已在美国舆论中被表述为“政府为1%服务，不为99%服务”。



公共选择理论诠释问责悖论

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产生了“为1%丶不为99%”的结果，这似乎是问责悖论，在理论上说不过去，因为当大多数人看到政府不为他们服务的时候，他们应该能够把这个政府“选下去”，他们毕竟握有大多数选票。关于这个现象，可以从集团化的民主参与活动的视角来分析，有不少学者作过相关的研究，其中奥尔森[1]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

关于集团活动与执政影响之间的关系，奥尔森用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追踪研究了美国的游说活动，根据大量的实证材料，他总结出如下的规律：成员数量少的“小集团”具有更为强大的游说活动能力，而成员数量多的“大集团”游说活动能力则相对较差。他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人有“搭便车”的心理，集团中的成员大多数都不想自己付出代价，而想“搭便车”来坐享其成。当集团要游说某项政策的时候，若游说成功，所有成员都能获利，无论其是否积极投入游说丶是否为游说付出代价。

因此，如果是成员很多的大集团，成员觉得有这么多其他成员，总会有人出力去“开车”，自己出不出力影响不大，正好可以乘机“搭便车”，结果大家都不出力，使得游说活动软弱无力。但是，如果是成员很少的小集团，其中成员都知道，若自己不出力开车，别人也不会出力开车，所以要大家联络好一起出力开车，使游说活动能够顺利开展进行。另外，由于游说成功后的结果是由集团成员分享的，小集团成员少，每个人能分享到的份额就会很大；大集团成员太多，每个人能分享到的将是千分之一丶万分之一丶甚至亿分之一，这种利益差异使得小集团成员比大集团成员更有利益驱动力。

奥尔森的理论解释了1%和99%的现象，华尔街的金融集团是1%的小集团，他们积极游说金融“去管制”政策，他们知道，一旦游说成功，每个成员都可能增加天文数字的利润，而且他们人数很少，都知道自己的参与会直接影响游说的效果，没有什么便车可以搭。而99%的普通民众大集团则很不相同，他们若想游说“反对去管制”，首先每个人能从游说成功中得到的利益不会是天文数字，其次人数众多增加了“搭便车”的可能性，都想自己不出力，等着别人出力来坐享其成，因此“反对去管制”甚至很难形成强有力的游说组织，更遑论达到成功的游说结果。



Mancur Olsen

根据“成员数量少的小集团具有更为强大的游说能力”的理论，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暗含了一个“不为人民”的机制，因为“人民”是一个大集团，是敌不过小集团的游说能力的，只要允许言论自由的游说活动存在，政府的立法决策就很可能有利于小集团的利益，而不利于大集团。

克服阻碍改革创新的障碍

奥尔森在创建理论的时候是立足于对现实的观察，并且获取了大量实证资料，而不是仅凭形而上的完美逻辑推理，因此他能够挑战“民主选举的问责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根深蒂固观念，创新出更为符合现实的理论。未经实践检验的根深蒂固观念是阻碍改革的大敌，福山近来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在近年的著述中，他探讨了政治衰退的问题，指出要想克服政治衰退，就需要对现存制度进行改革，而改革面临的一大障碍就是根深蒂固的现存观念。

来源：观察者网